[26]对此，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修订草案第4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依照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置。
[1]而金融科技无疑是新业态新模式的典型代表。[80]不仅如此，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全员参与、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等特征还有助于防范网络攻击，保障信息安全。
[21]See Douglas W. Arner, et al., Fintech, Regtech,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3 7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usiness 371, 2017, p.384. [22]例如，参见杨松等，见前注[12]，第9页。吴益强：金融科技的本质与金融业的创新发，载《国际金融报》2016年8月8日，第14版。[44]在中国，人们耳熟能详的光大乌龙指事件，也源自高频交易。[16]再者，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含义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均可视为基于互联网且能为广义的互联网技术所涵盖的衍生技术。[48]而事实上，重要金融数据和信息的泄露或篡改，其危害性并不亚于银行失窃或金库遭劫。
就金融科技企业而言，网络信息安全应当是一个关键问题。例如，监管机构可以将金融企业安装实时合规系统(realtimecompliancesystem)作为准入许可的要求之一，[78]使监管机构和金融企业得以实时监控其员工的活动并识别任何不合规行为。至于特别内部行为，相关法律文件有《监狱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律保留 行政法定 法定范围 。如此一来，宪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便转化为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法也因此有了法无规定即禁止的法谚。这里须注意一般内部行为与特别内部行为的区别。可见，义务性程序必须纳入法定范围。
应该说，行政职权与行政行为是同属于行政之下的一对并列概念。相关讨论参见罗秀兰：《公权力、私权利与法律保留——从山西煤改事件切入》，载《政法学刊》2010年第3期。
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21] 近代西欧诸国的行政方式，除侵害行为外，给付行为等其他行为虽然昔非今比，但并非没有。这不仅是出于问题本身的意义，而且是因这种认识得以证实和强化：基本权利不仅需要实体法保障，也需要相应的组织和程序形式予以保障（通过组织和程序的基本权利保护）。国务院的决定并不是通过行政法规作出的。
进一步查阅《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录用规定》、《公务员奖励规定》、《公务员培训规定》等法律文件，可以看出，这些法规和规章与《公务员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出入。可见，一般内部侵害行为被现行法纳入行政法定范围，但内部给付行为被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第一类程序受正当程序原则节制，旨在规范行政权。除个别城市制定了地方政府规章外，大多省市依据的只是党政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11]参见《宪法》第89条、第100条、第116条。本质上，侵害行为是对人民自由权的限制或剥夺。
刘连泰:《评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关于法律保留制度》，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不过，外部行政程序则似乎被全面纳入法定范围。
拘泥于法律保留原则，只能反映和处理我国法律、授权性行政法规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却不能反映和处理其他法规范与行政之间的关系。《监狱法》规定的侵害和给付行为主要为惩戒和奖励，后两者规定的侵害或给付行为主要为退学、处分和奖励。自由权的消极性和社会权的积极性应成为划分行政法定范围的宪法根据。一是平顶山市新兴宏达建筑安装公司不服鲁山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而自由权是以否定国家干涉的自由国家、消极国家为基础的、要求国家不作为的请求权，[22]是排除国家权力对个人领域的介入，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意思决定和活动的人权。[4]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6页。
当然，并非所有的内部侵害行为都是对自由权意义上的社会权的侵害。我国也有学者把这一理论作为界定给付行为法律保留的依据。
其他内部侵害行为和给付行为则基本被排除在法定范围。基于其给付性，它与保障性给付一样，给付本身并不会给相对人造成直接损害，且利用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正当程序原则、预决算审议制度可以制约这种权力，从而可以将其排除在行政法定范围之外。
自由权与社会权在宪法上的划分具有相对性。而行政法定原则则反应的是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主要解决哪些事务只能在有权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前提下才能做出行政决定，哪些事务可在没有法律规范的前提下直接以行政决定的方式来处理，或者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来处理。
五、程序法定范围以外部义务性程序为限 行政程序与行政实体是对行政行为要素的分类。[18]参见《行政处罚法》第14条，《行政强制法》第10条。这些充分说明，我国行政的依据不限于法律。[31]德国有学者认为，重要性理论不过是法院合理化其自由心证所披的一层外衣，重要与否到最后还是由联邦宪法法院说了算。
对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该法第74条、76条、77条仅规定，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工资、津贴、补贴、补助、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享受休假，因公致残的享受伤残待遇。[33] 必须承认，对重要性理论的上述批评不是没有道理。
[48]参见姜明安：《法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组织》，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9页。但这两个案件还是有质的不同。
还如，近年诸多城市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发放。因此，在行政行为法定的层面讨论行政法定原则才更有价值。
四、内部侵害行为与特殊给付行为的法定化 内部行为按主体差异性可分一般内部行为与特别内部行为两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42] 在上述立法格局下，无法律依据的组织行为比较普遍。法律保留原则首先是宪法原则，其次才是行政法原则。
过分束缚行政机关的手脚，人民的利益会反受其害。[10]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立法法》第8-11条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
行政法定原则有它的优势，便有它的劣势。第83卷，第130页，第152页以下（行政程序、多元制考试委员会成员的选择）。
按这一制度，各级行政机关的财政支付事前要预算，事后要决算，预、决算要经相应级别的人代会审议。监狱对罪犯的改造涉及到劳动技术规范和行为矫正规范，这些规范属于技术范畴，虽会限制学生和罪犯的自由，但不属于法的范畴，不应纳入行政法定范围。
